近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为了争取2026年预算案的最终通过，正挨个议员，挨张赞成票地去争取，从而拼凑出通过预算案的票数。他很清楚，从去年立法选举至今这一年多来法国政坛发生的这些事表明，自己不可能再像2023年的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Elisabeth Borne）那样，靠宪法第49.3条通过抵押政府信用的方式来硬推新一年的预算。他想让自己领导的这个弱势政府存活下来，就只能和社会党谈免息配资炒股，和中间派谈，甚至不得不容纳极右翼国民联盟。
而10月31日在法国国民议会里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反映出这场看似技术性的预算拉扯背后，各党派之间真正的立场冲突：一是社会保障预算委员会（PLFSS）表决通过了暂停实施2023年退休改革的条款；二是所有针对“超高财富人群”的征税方案，包括祖克曼税（taxe Zucman），全部在会场里折戟，最后只通过了一个被各方都称作“有限修补”的“非生产性财富税（impôt sur la fortune improductive）”。
这看似是财政议题，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第五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尤其是总统中心制是否仍然拥有合法性？对于马克龙政府而言，这两道坎既是执政逻辑的边界，也是社会信任的断点。退一步，意味着否定过去八年的路线；不退，则意味着承受不断累积的政治与社会质疑，甚至导致更大的政治危机乃至政体危机。
在这两件事的背后，真正被暴露出来的，是马克龙政府已经绕不过去的两道政治上的坎——退休改革，和富人税。
法国总统马克龙。视觉中国 资料图
养老金改革：政治记忆里最难动的一块
法国的退休制度从来不是一张财政表格，而是一段共和国的“情感史”。1945年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战后废墟中锚定的社会承诺：国家要保证每一个劳动者工作一生之后能体面退出劳动市场。退休年龄因此成了一种“被社会承认的尊严门槛”，而不仅是精算师写在模型里的数字。
问题是，人口结构变了：老龄化推进、缴费人口增速下行，精算结果越来越不乐观。于是，在技术官僚的话语里，“延迟退休”“延长缴费年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可在政治现实里，在民众的理解中，这句话直接等于：“要你们多工作两年。”
退休改革对马克龙来说就好像一道魔咒，从2016年宣布参加总统选举以来，直到如今都未能脱身。在他第一任期内的2019到2020年，在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任总理时期，马克龙推出的是彻底的“结构性改革”（réforme systémique），统一养老金的计算标准。但随着新冠疫情暴发，这项改革随即因为更要紧的疫情管控而被搁置。到了第二任期，马克龙在连任成功之初，曾经将退休改革比作是“其他改革之母”，并且缩减了自己的雄心，将目标从“系统性改革”变成实行一场“参数性改革”（réforme paramétrique）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措施就是将退休年龄由62岁调整到64岁。
这项改革尽管在2023年强行通过，但在当时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工会的不满以及左翼政党的反对都为后续一系列危机埋下了伏笔。2024年9月，作为解散议会提前大选后上台的第一位总理，巴尼耶（Michel Barnier）试图对这项改革进行完善，但还未等他完成修改措施，巴尼耶政府便被议会推翻。继任总理的贝鲁（François Bayrou）则通过召集劳方和资方代表协商的方式试图完善这项改革，但最终双方在最终关头未能达成共识，让这一路线也落为泡影。
经过几轮的拉扯，马克龙原本旨在延迟退休年龄、平衡财政支出的退休改革，在实践中却成了撕裂国家与瓦解执政基础的导火索。对总统而言，这项改革早已超越技术层面的预算问题，成为其政治身份和执政合法性的象征——坚持意味着孤立，退让则意味着自我否定。在困难重重的马克龙第二任期内，退休改革甚至也是他能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政治遗产之一。
勒科尔尼与马克龙：一个词的分歧
10月14日，勒科尔尼在国民议会做他的第一次“总体施政方针演讲”。这是一次真正带存亡味道的演讲，讲错一个词，议会就可能发起不信任动议推翻政府。他在演讲前半小时给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耶·福尔（Olivier Faure）发了一条短信：“我赌这一把。”随后，在直播镜头前，他说出了那个所有反对党都在等的词：“暂停退休改革”。
暂停什么？暂停2023年退休改革的执行：暂停提高退休年龄、暂停延长缴费年限，一直暂停到2027年总统选举之后。这个说法一出来，社会党席位上响起了掌声，极左保持冷峻，国民联盟冷笑，马克龙阵营有人低头记笔记——这是一个真正的议会型政治时刻。
勒科尔尼的路数其实很清楚：既然总统这一派在国民议会没有多数，那行政权力就要降档，要进入“议会协商模式”。暂停改革，就是给社会党一个能向选民交代的成果，同时保住预算案不被立刻否掉。
然而，三天后，试图挽救自己政治遗产的马克龙在斯洛文尼亚公开表态：“改革并不是暂停，而是延后。”马克龙甚至还提出要对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两种叙事的差异揭示了两种政治结构的冲突：对总理勒科尔尼来说，政府必须重新赢得社会信任，第一步就是暂停退休改革。而在总统马克龙看来，退休改革的路线正确，只是需要更合适的推进时机。马克龙和勒科尔尼这场内部不一致不仅是策略分歧，更是权力模式之争：总统中心制是否继续、议会是否重新获得实质性角色、政党能否回归政治组织功能？
马克龙这一表态显示的是他不愿意丧失对法国内政的掌控力，尤其是将话语权留给反对派。但他这一表态立刻起了反作用，中左派社会党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表示如果退休改革不被暂停将会寻求推翻政府。勒科尔尼随即在议会中公开“修复”马克龙讲话的裂痕，他明确将会把暂停退休改革以“修正函”（lettre rectificative）的形式写入《社会保障预算》，以确保其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机制意味着，暂停不再是“政治承诺”，而变成了制度动作。
10月31日晚，国民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条，明确把退休年龄的上调节奏往后推：1964年出生的人保持在62岁+9个月，1965年出生的人从2028年起在63岁退休，真正到64岁的是1969年之后的世代。这正是社会党要的“让选民来决定”式的暂停。
这就是第一道坎：总统要守住自己的改革遗产，总理要让政府存续下去，议会要恢复存在感，这三件事是一起发生的。
2025年10月31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国民议会（法国议会下院）就2026年预算进行议会辩论时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富人税：从财政工具变成合法性考题
如果养老金改革关乎“时间的再分配”，那么富人税则关乎“资源的再分配”。在政治心理层面，这是民众最直观的比较：为什么普通人要多工作两年，而富人却不需要多交一欧元税？
但现实并未完全按预期发展。资本确实回流，却主要流入金融投资、房地产和高收益资产，而非实质推动就业的生产性投资。更有法国媒体爆出，知名法国企业米其林轮胎利用法国政府的补贴来购买设备，又将设备运往美国的工厂进行生产。社会心理的结果是清晰的：富人得到了可见的税收红利，而普通劳动者则被要求延长工作时间。养老金改革越是推进，人们就越是呼唤富人税。
尤其在预算紧缩、公共财力被拉至极限的当下，富人税重新上台已经不再只是左翼的呼喊，甚至不少中间派和温和保守派也承认：如果不在税收层面体现“共同承担”，政治信任修复就无从谈起。因此，富人税已经从一个经济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合法性议题。它考验的是国家还能否以“税收公平”作为自身行动的正当化理由。
这样的社会氛围也为社会党提供了要价空间。他们提出要增设祖克曼税——以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命名的方案，旨在针对极高财富人群全部财富征收最低限度的有效税率。
祖克曼的逻辑很简单：在全球化与金融化的时代，真正的超富者往往并不依靠工资收入，而通过资本收益、股权增值和家族信托实现财富增长。传统税制往往只触及劳动所得，却放过了资本积累。结果是法国最富有的 0.1% 人群在统计意义上缴纳的税率甚至低于部分中产。祖克曼因此主张，为净资产超过1亿欧元的个人设立最低有效税率2%，以避免税收体系被“法律性逃避”侵蚀。
社会党迅速将这一理论转化为政治筹码。对他们而言，“祖克曼税”既是象征性正义——让被削弱的社会契约重获尊严；也是策略性妥协——它的目标足够精确，不会伤及创业者和中产阶层，因此在政治上更易被中间派接受。
在国民议会中，这一提议成为社会党与政府谈判的关键条件之一。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多次公开表示：如果政府在税收公平上没有明显进展，他们将重新考虑对预算案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发起不信任动议。
与此同时，执政阵营显得进退维谷。勒科尔尼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居尔（Roland Lescure）私下认为，完全拒绝这一税种将再次引爆左翼阵线的联合反弹；但马克龙本人则担心，恢复富人税无异于“向民粹屈服”，将动摇法国在投资者眼中的信誉。
因此，中左翼的社会党试图向政府靠拢，并提出了一个别称“轻量祖克曼税”（Taxe Zucman Light）的温和折中版本——对净资产超过 1000 万欧元的高净值人群征收极低比例的“最低税”，同时豁免中小企业与创新型公司。这一版本被讽为“祖克曼税的影子”，但在政治层面，它成了维持政府运转的临时性安全阀。
然而，左翼阵营并不打算轻易让步。“不屈法国”（LFI）的领袖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指责社会党“陷入技术细节的陷阱”，呼吁恢复被废除的“财富团结税”，并称“祖克曼税”只是“安抚选民的假象”。与此同时，绿党（Les Écologistes）则把祖克曼税与生态财政挂钩，提出其收益应全部用于资助可再生能源和气候转型项目，让“财富再分配”与“生态转型”在政治上合流。
于是，10月31日那天的最终结果就是真正的“祖克曼税”没过；社会党妥协版的“轻量祖克曼税”也没过；但议会通过了一个看上去像是“回归财富税”其实更像是“扩大版房地产财富税”（impôt sur la fortune immobilière, IFI）的东西：“非生产性财富税”。它把黄金、游艇、艺术品、老爷车以及加密资产这些原本不在IFI里的资产拉进了税基，把起征点从130万欧元拉到了200万欧元，又把最高档税率从1.5%统一成1%。最终可能的结果就是：真正的超级富豪反而因为税率降到1%，负担可能比现在还轻；那些资产刚过200万，但有点房、有点收藏、有点存款的“法国式小富阶层”，反而要交更多税。
这就是第二道坎：马克龙要维护2017年“取消巨富税”的路线，左翼要拿到一个可向社会交代的“谁来为暂停退休改革买单”的结果，法律上还要防止税种被宪法委员会以“没收性”为由卡掉。三者只能选两样，不能全要。
不仅是马克龙的两道坎
但这兴许并非是这段故事的结束。中右翼的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出于维护财政平衡，已经表示将会在国民议会投票中反对暂停退休改革。此外，在右翼明确掌握绝对多数的参议院（Sénat）中，出身共和党的参议院主席热拉尔·拉尔谢（Gérard Larcher）也在媒体采访中明确表示，如果退休改革被暂停，将会在参议院的审议中重新恢复。也就是说，这场暂停只是暂时占领了国民议会，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识”还差一院。
至于富人税的讨论，表面上关乎税率、财政规模或资产结构，但真正的问题是：在法国，成为“共同体的一员”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按法律纳税即可？还是要在危机中承担额外的责任？国家是否仍能要求公民相信，它的分配行为是正当的？
这一政治与道义的冲突，在2025年10月的预算辩论中达到顶点。财政部长莱斯居尔突如其来地宣布，将针对大型企业的附加税提高20亿欧元，使财政收入总额达到60亿欧元，以弥补养老金改革暂停后的预算缺口。共和党指责这是一场“财政疯狂”，而社会党则辩称：“要求四百家最大企业多作一点贡献，这不叫没收，而叫责任。”
“没收性税收”（impôt confiscatoire）随即成为辩论焦点。法国宪法委员会依据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3条多次裁定：当税负剥夺个人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时，即违反宪法的“平等贡献”原则。实务上，当边际税率超过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之间，就可能被认定为“没收性”。
这条模糊的红线，让政治陷入两难：社会要求富人承担更多，而宪法提醒政府这一责任必须合理；道义呼唤再分配，制度却设下法律上限。富人税之争因此超越了财政技术，成为一场关于合法性与正义能否共存的试验。
而左翼阵营内部的分裂，使这场试验更趋复杂。在“祖克曼税”辩论中，社会党与“不屈法国”公开决裂。后者主张对全球富人实施普遍征税，哪怕跨境；社会党则认为此举缺乏执行基础，主张以“最低财富税率”实现渐进改革。前者坚持道义与对抗，后者倾向务实与协商。结果，“不屈法国”怒斥社会党“向资本投降”，而社会党反击“不屈法国”是在“用姿态取代政治”。
与此同时，政府却在这种对立中找到喘息空间。马克龙作为总统依旧握有解散议会的宪法权力，却已失去政治威慑力。最新民调显示，即便重新选举，没有任何党派能获得多数，而马克龙的“复兴党”及其盟友将进一步失势。原本用作震慑政党游戏的尚方宝剑，如今却反而成为砸在总统马克龙及其盟友头上的那块石头。
如果非要给这些争论总结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法国的治理已经不能靠一个人在爱丽舍宫里写一篇演讲稿来完成了。退休改革过不去，是因为它触的是共和国的情感；富人税过不去，是因为它撞的是共和国的法律与资本结构；马克龙过不去，是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既不信任他，也互不信任彼此的议会。
（张钰韬，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现为中国社科院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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